我父亲吴正裕（曾用名吴真玉，字昆山），曾是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十年的老战士。
　　由于生活所迫，他早年带着妻子随祖母逃荒上海。在日本人经营的麻袋厂做了七年劳工。上海沦陷后，回到家乡台儿庄涧头集的孙庄村。一九三八年底，他便参加了本村褚思惠（鲁南一一五师运河支队营长、四五年在扒头山战役中牺牲）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由此开始了十年艰苦的革命生涯。

　　抗战中的后勤兵

　　父亲没有文化，但有一个聪慧而记忆力较强的好脑子。自三八年到四五年，运河支队褚思惠营长牺牲时，他一直随其左右，先后任司务长和管理员。在两次扒头山战役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战火和炊事班一起，送饭到战场，曾两次负伤。褚营长牺牲时，他失声痛哭，为烈士送葬，并把褚营长用过的两支手枪放到棺木中随葬。听父亲生前口述，在鲁南“前后八丁”战役中，我军失利，新四军和民兵牺牲了四百多人。战后，父亲负责为烈士收尸，目睹了不少战士被敌人挖去双眼，剥去头皮的惨状。在整个抗战的近八年中，他先后参加了与日寇及伪顽数十次的战斗。1945年10月15日，在苏北鲁南作恶多端、曾杀害我军战士和革命志士数十人的土匪头子龙希贞，在涧头集被运河县抗日民主政府批准公判枪决。当时，父亲是负责法场的警卫。就在这时，他结识了民主政府的民政科长单庭蘭先生（家居薛城单楼村，后任鲁南三专署后方工作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七年六月在北撤途中牺牲）。由于工作关系，父亲同单庭蘭先生有过多次交往。在文革后期，父亲谈到此事时，我在泰安上学期间，曾到泰安看望过单庭蘭次子单德环先生（时任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方知北撤时，我们两家曾在一起（即军区后勤家属队五处）过黄河。为此，2002年清明节，我陪同单老先生和夫人樊淑贤女士曾到孙庄村我父亲墓地持鲜花拜祭。

 

　　解放战争中的团部管理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从四六年起，国民党军队以数我几十倍的兵力，重点进攻山东。至此，我党我军为避其锋芒，实行暂时的军事战略转移（即北撤）。为此，我军包括家属随军转移。从抗战后期到内战开始，父亲先后任十八团和七师二十团团部管理员，他为时任十八团政委的郑平（文革中在华东局监委书记任上被迫害致死）及鲁南行署办事处秘书长朱道南等高级干部服务。北撤时父亲随队伍先行到达渤海地区。我当时出生6个月，由哥哥吴修之背着，和母亲、姐姐一起随家属队北上。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追兵的艰险中一路日夜奔跑，三个月后渡过黄河到达军区驻地。听母亲讲，在渡河时，我家乘坐的小船被敌机炸翻，幸被护送部队救起，免于遇难。母亲、哥哥、姐姐和我到达军区驻地时，见到了已调军工部五所工作的父亲，全家悲喜团圆。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母亲日夜为军队赶制军鞋，哥哥姐姐为伤病员服务直至我军大反攻。四八年我军取得了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父亲带病参加战役的支前工作，直至病重倒下住院。四八年底，朱道南同志曾动员父亲及全家留在济南，参加战后城市建设。但因父亲身体原因，即要求复员还乡（当时家乡已经解放）。经组织研究决定批准父亲复员还乡。父亲带全家持着由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忠、政委付秋涛签发的革命军人复员证书回到家乡。回家乡后，方知我祖父吴绍诚在全家北撤后，被本村伪保长勾结还乡团抄了家，抢走家中唯一一头小牛，并对祖父严刑拷打，威逼祖父限期找回父亲。祖父在身无分文的困境中，以乞讨为生，一路北去，两个月后未见部队行踪，返回家中第二天悲愤去世。父母回到家乡后，祖父已去逝一年。全家在祖父坟前拜祭，寄以迟来的哀思。此事成为父亲一生的遗憾。

 

　　奉公守法的老农民

　　一九四八年底，由于部队粮秣紧张，军队仅以700斤小米的折款作为革命十年的复员费及一条军毯和几件旧军装送走了父亲。淮海战役中，父亲被当地政府安排担任涧头区核桃园乡乡长，母亲任乡妇救会长。父亲组织本乡民众参加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在车轮滚滚的三个月后，带着胜利的喜悦返回家乡。父亲没有文化，没有较高的信仰，他以战争结束后回家过上好日子为终生愿望。因此解放后，在乡长的位置上又主动要求回家当农民。父亲常说：“我无数的战友和首长为革命失去生命，而我能活着回来，成为当家作主的农民就很知足了！”。五八年，郑平同志去北京开会时途经涧头集故地，得知父亲已经还乡当了农民，为此专门看望了他。和他一起革命工作过的一些老首长如童邱龙、孙斌全、褚庆福等老革命，得知父亲回乡当了农民后，无不为之惋惜。我参加工作后，借出差机会，去济南军队干休所看望过童邱龙政委，去上海看望过运河支队老干部孙斌全、褚庆福同志。他们一致认为父亲是我军一名优秀的老兵，应该提资升职的时候，但他放弃了机会。
　　父亲在家的四十多年中，当过村干部和村民调解员，他在大事大非面前坚持原则，是全村民众的主心骨。他经常走巷串户，做好各种纠纷的调解工作，促进村民团结一心，跟党中央和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终生爱党爱国，一心为民众谋利益。1990年6月，当孙子穿上军装带着红花光荣参军时，父亲在送孙的路上含着喜悦的泪水，语重心长地嘱咐孙子：“爷爷在最艰苦的年代当兵，虽然没有高官厚禄，但一辈子心满意足，你在和平年代光荣参军，要听党的话，当个好兵！”。
　　父亲回乡后，当地民政部门每月发给一定数量的生活补助金，直到一九九二年去逝，终年85岁。在父亲病重期间，他留下遗嘱：“我走后，按党的政策，火化安葬。”时隔五年后，母亲去逝，同样火化，和父亲合葬于家乡孙庄村。父亲一生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金钱财产，唯感欣慰的是留给我们一个老革命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一张革命老战士闪光的复员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