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底占领北平、天津等地；11月11日，上海失守；12月13日，日本华中方面军攻占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2月2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占领济南。两军得手后，马上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南北大动脉津浦线和东西大动脉陇海线的重要枢纽——徐州，企图通过南北夹击攻占徐州。如阴谋得逞，那么，就像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那样，日军可以顺着陇海线攻占郑州，并进而侵入中国内地……危急关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临危不惧，决心在徐州门户台儿庄地区给日军迎头痛击，以彻底粉碎日军阴谋，鼓舞全国的抗日士气。与此同时，身在上海的夏文运闻风而动，冒着生命危险收集、传递日军绝密情报……

　　现代战争，首先是情报战争。事隔多年以后，李宗仁才向世人披露，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与准确、及时的情报是分不开的。他在回忆录中感慨地写道：“何君（即夏文运，化名何益之）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夏文运是谁？他是怎样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的？他是哪一年逝世的？他的家庭生活及其后代情况如何？经过多年的研究，记者终于首次解开了夏文运身世之谜，纠正了一些以讹传讹的史实，使“抗日无名英雄”的事迹昭示于天下。

　　一、情报犹如“及时雨”

　　第五战区的参战部队多为“杂牌军”，虽有兵力数倍于日军，但新兵多，武器装备低劣，每人平均还不到一支枪，不少人使用的是大刀、长矛，而日军装备有火炮、坦克、飞机等先进武器。“我军在京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我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也未免有螳臂挡车之感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李宗仁认为集中优势兵力，能够痛击一个方向的敌人；如果日军南北夹击，则我军首尾不能相顾，有可能被敌军围歼。

　　1938年1月18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占领了淮南重镇明光，与中国守军隔河对峙，形势严峻。李宗仁本应派兵增援，又担心北线日军南下而腹背受敌。就在他举棋不定之际，夏文运发来绝密电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李宗仁转忧为喜，立即命令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在淮河北岸布防，又把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从北线调到淮河前线；2月11日，日军窜到淮河北岸时，五十一军、五十九军将士一起上阵，打得敌军人仰马翻。经过激烈的拉锯战，日军损兵折将3000多人，被赶回淮南。

　　日军南线攻击失利后，被迫组织北线进攻，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从青岛向鲁南进犯、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攻，2万多名日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直逼台儿庄，如果得手，徐州则危在旦夕。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抗战还能继续。因此，李宗仁决心背水一战，在台儿庄地区与日军决战。

　　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先生生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1938年2月上旬，李宗仁接到夏文运密报：坂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据此料定坂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庞军团实际上只有5个步兵团，浴血奋战到3月中旬，渐渐抵挡不住号称“陆军之花”的坂垣师团，向李宗仁求援；而此时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手下无兵可派。危急关头，夏文运又从上海发来密报：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李宗仁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迅速抽调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北上。庞部、张部并肩作战，在临沂歼敌3000多名，使日军后退90余里，彻底粉碎了坂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同年4月7日，台儿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在一个多月时间内，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0000余支。同时，也付出了牺牲3万将士的沉重代价。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李宗仁临终前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台儿庄地区，让自己永远陪伴着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的英灵们。

　　二、文学硕士误入敌穴

　　那么，夏文运是怎么成为李宗仁谍报员的呢？

　　夏文运是大连市金州七顶山人，父亲名叫夏日明，在兄弟中排行老小，俗称“夏老九”，是个车把势。1905年12月，夏文运出生。他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夏文玉，而叔伯兄弟有好几十个。由于他长得白白净净，又聪明又腼腆，所以被大人们戏称为“夏大姑娘”，深讨奶奶的欢喜。当时还未分家，全家老少、雇工有100来口子。8岁那年，当家的奶奶夏刘氏发了话：以后就别让“夏大姑娘”学农活了，让他读书吧。从此，夏文运背上了小书包，进了当地的老虎屯第一普通学堂。夏刘氏去世，九兄弟分了家，但大家仍然齐心协力地供养夏文运读书。

　　1925年，夏文运以前三名的成绩从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毕业，到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攻读历史和法学。1929年，他又考入了京都帝大文学部硕士研究生。由于经济拮据，他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以绿蕉为笔名，先后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小泉八云及其他》、《欧美文学评论》等多部著作和日本小说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过深深足迹。1931年春，他回国应聘为奉天（现沈阳）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同年暑假，他再次返回日本进行论文答辩，拿到了京都帝大文学硕士学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了东北，冯庸大学被迫迁往北京，夏文运因此失业。在生活无着、报国无门之际，经人介绍进入了伪“满洲国”政府机关工作，不久，受关东军司令部情报课长和知鹰二中佐的邀请，担任其随身翻译，深受器重，并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关系密切。因“夏”字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所以，夏文运对外自称“何益之”。

　　三、报效祖国，万死不辞

　　1935年6月，夏文运陪同和知长驻广州，做李宗仁及其两广军队的“和平”（即策反）工作。李宗仁与和知的历次会谈，都由夏文运翻译。李宗仁得知日本军方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东条英机、土肥原等人为代表的“南进”派，主张迅速占领中国及东南亚，攫取资源，以战养战；另一派是以荒木贞夫大将为代表的“北进”派，主张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和知属于“北进”派，不支持扩大侵华战争，并与土肥原有矛盾。在会谈中，李宗仁对和知晓之以理：日本侵略中国，必将促成中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日本想打败中国决非易事；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大搞法西斯，横行世界，中国必将获得有力的外援，并与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打败日本法西斯。和知听后，深表同感。

　　据李宗仁回忆：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觉得其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唤醒他的良知。一天，李宗仁密约夏文运到私邸倾谈。李宗仁诚恳地问道：“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破碎，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经此一问，夏文运的心弦被拔得轰然作响，犹如流浪的孩子找到了亲人，顿时泪飞如雨。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现在虽然声名显赫，但时常受到日本人的奚落，多次遭到日本宪兵的刁难。日本人嘴上高喊“大东亚共荣”，其实他们的心目中是把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看作亡国奴。夏文运擦了一把眼泪，郑重地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他情真意切，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其做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单线联系。夏文运一口答应，还谢绝了任何报酬。

　　从此，夏文运身在日营心在华，利用和知的庇护，长期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1936年上半年，他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活动的战略情报，李宗仁分析出日军将施行南下战略，于是，同年秋，他果断地将广西省会从毗邻印度支那的南宁迁往内地桂林，实施战略转移；时隔半年，日本就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帷幕，并出兵印度支那。之后，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如指掌……这些情报实际都是夏文运从和知处获得后提供的。嗣后和知因反对侵华而调职，直至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进入租界，夏文运因间谍嫌疑为日方搜捕而逃离上海，我方情报始断。战后，担任过日本菲律宾军参谋长的和知鹰二少将作为战犯被盟军逮捕，李宗仁出面证明其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量情报，并派夏文运赴菲律宾作证，从而使和知鹰二被无罪释放。

　　四、两个中国夫人，两个日本妻子

　　夏文运先后担任广西省政府顾问、伪北京市和天津市参议、伪山西省建设厅长等职，不仅给李宗仁提供了大量的日军绝密情报，而且，据夏文运的女儿夏绿蒂回忆，她的叔叔夏文玉跟她讲过，夏文运在担任伪山西省建设厅长期间，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常与八路军进行物质交换，并掩护、解救过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的性命。夏文运重情重义，亲友们投奔他，他总是热情招待，帮助他们解决就业、生活等实际困难。然而，夏文运的情感生活并不幸福，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大夫人那氏，满族，金州三十里铺人。当年，婚姻都由父母包办，而且，时兴娶大媳妇，为的是能持家，好管教丈夫。那氏比夏文运大8岁，没有文化。那氏为夏文运生了两女一儿。大女儿夏桂枝生前是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二女儿何蔚敏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生前是上海打浦中学教师。儿子夏尊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80年病死在北京。

　　二夫人佐佐木，是夏文运当年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婚后，没有子女，两人离婚，但仍保持朋友关系。夏桂枝、夏尊江在日本留学，吃住都在她家。

　　三夫人陈桂珍，上海人，有文化，漂亮而善持家，比夏文运小16岁。夏文运虽然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但思想深处仍存在着“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因为陈桂珍接连为他生了碧蒂、绿蒂两个女儿，他很不满意，逐渐冷落了陈夫人，并与一个舞女赵小姐关系暧昧。1946年2月，经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批准，他被秘密逮捕，陈夫人立即去面见北京行辕主任李宗仁，才使他被无罪释放。1948年，夏文运与陈夫人离婚。夏碧蒂留学于巴黎大学，与父亲分别20年后才重聚，1969年在日本成婚时，日本国铁总裁十和信二亲自为其证婚，现居台湾；夏绿蒂毕业于某水产学院，现已退休。

　　四夫人藤田智荣。1955年，孤身在日本的夏文运穷困潦倒，因糖尿病住院，与小自己25岁的护士藤田相识、相爱。同年底，两人在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陋室内结婚，育有一儿一女。1970年11月15日，夏文运因脑溢血而瞌然去世，葬于著名公墓东京上野林光院。女儿夏蒂子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儿子夏尊潮毕业于明智大学，文学博士。

　　夏文运已逝世多年，但家乡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他的英名已载入《大连人物志》，其故居也被有关部门列入修复规划。